……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
结果,儒家血亲等级观念的确可以说是以内在的道德加以诱导,以成文不成文的规范、制度、行为方式即‘礼来训练、调教民众,使民众有羞耻感,心悦诚服地归服君主的统治[3](PP30-31),让他们在君民鱼水一家亲的天伦之乐中,以子不嫌母丑、命苦不怨父母的心态,做到狗不嫌家贫、遭难不怨官府。在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中,由于血缘世袭制在统治权力、重要官职、谋生职业、物质财富等方面的长期存在,这种血统等级都构成了一种贯穿于各个社会领域的重要现象。

本来,由于主张父母构成了子女的本根、子女对父母却不具有类似的本根意义,儒家总是强调孝胜过慈,把孝敬父母视为子女为人的本质,甚至主张父母即便不慈,子女也须尽孝。这可以说是血亲等级区别于血统等级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在血统等级架构中,尊卑上下的关系主要存在于不同血统的人们之间,却不一定存在于同一血统的父子兄弟之间。孟子和荀子传承了孔子的这种倾向,同样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先祖者,类之本也。三 在周朝血亲等级架构和亲亲尊尊机制的影响下,儒家血亲等级观念着重凸显了父子之间的血缘生理差序包含着尊卑上下的等级意蕴,并且将这种等级意蕴与君尊臣卑的等级意蕴直接融合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浓郁的政治内涵。例如,《诗经·灵台》便热情歌颂广大民众踊跃前来为文王建造宫殿,就像子女为父亲做事一样欢天喜地,所谓庶民子来。
否则,谁想取消这种尊卑差异,谁就是无父无君的禽兽,连人都算不上,遑论在社会中拥有平等地位了。正是凭借这种以血缘关系的纵向建构作用为主导的世袭制,当时中国社会才像其它文明古国一样,也形成了上面提到的血统等级架构。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
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人认为儒家的传统资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中国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来,儒家士大夫中就潜藏着很大的不满,有一种从周仇秦的情绪,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儒家的一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
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那么我们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为这和我们以前的理想是一样的。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从传统以及近代历史看,的确是这样。
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鮒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
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还有一种,简单点说就是不满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和家庭、和传统决裂的自觉。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这个自由只是从你周围那个熟人社会摆脱出来,你要敢于反抗爹妈,反抗家族,敢于六亲不认。
日本在明治时代特别提倡这些,就是六亲不认只认天皇,福泽谕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同时又认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与现代中国各种现代意识形态不同,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会通中西之学。双重主体性意识必然意味着双向阐释。
关键词:中国之道 中国思想 世界主体性 中国主体性 中国故事 今天,人类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凡此种种中国思想,程度不等地缺乏"世界的主体性意识",现代新儒学部分地具有,但不完整。
刘小枫自称哲人,言必称柏拉图,号召中国回到古典。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摧毁既有的中国,从废墟上重建天堂。这首先是因为,从知识生产的全球格局来看,世界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人的知识和智慧。如此回向中国之道、立定中国主体性的中国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吗?恰恰不是。
这多见于当代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宣传的外来思想,自有其具体的问题意识。[3] 中国是一个成熟、且始终保持了连续性的文明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开放的,中国思想者是好学的。
争论者只是不同的外来真理在中国的宣传者。归于道,才有中国思想可言。
就在最近,刘小枫和邓晓芒发生一场论战。刘邓之争同样具有如此性质,而它所引发的反应,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中国人在思想上鹦鹉学舌的状态,以最狗血的方式宣告结束。
中国主体性意识与中国思想 看起来悖谬、但真实不妄的是,恰恰是世界主体性意识,让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回到中国,而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框定条件。西方思想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富强证成的,尤其是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比如在中国精英那里是这么认为的。所谓中国故事,就是中国文明在一种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下自发生长的故事。
由此,他们不能深入生命之精微处,而只能在肤浅中打转。而今,百年过去,这些王者如过眼烟云,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现代新儒学却赢得了历史。
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中国要建立现代政体。20世纪整个思想界都在思考中国如何进入世界,中国怎样努力才能避免失败,不被"开除球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成为正常国家,具有世界属性。
这样的中国故事,也就确定了中国、也就是儒家,在当下中国思想中的地位。在文化脉络中思想,才能捕捉生命之最精微处。 |